又是一年清明时。
前几天，新华社的“老小孩儿”们又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大家不禁又回忆起了4年前（2008年）在清明时节后溘然长逝的“发小”戴晓安，并相约写点追忆文章以寄托哀思。我是满口应承：应该应该，一定一定！
- 本文作者（左二）和戴小安（左一）
4年前在八宝山送别晓安时，我泪流满面、不能自己：实在是太突然了。谁能想到，还不到花甲之年、身体看起来很壮实的晓安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走出告别室，擦干眼泪，赶往单位上班时转念一想，西哲有曰“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，而是生者的不幸”。不知道我将来有没有晓安这样的福气，走得如此潇洒。他是彻底解脱了，而我等却依旧要在乌烟瘴气的北京讨生活。
说起来，我确实最应该为晓安写点什么，我也早就想为晓安写点什么了，只是因为手懒，一直没有动笔。在半个多世纪前、20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大院里，同为小学生的晓安和我，曾是成天泡在一起、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：我们俩是同年、同学，还同住在三号楼二层西头，门对门——出了我家门，一步就能跨入晓安家——客观条件如此，想不成为好朋友都难。
1957年秋，我和晓安同时考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。那时的实验二小，虽然还不像今日侯门深似海，一票难求，但也是声名显赫，相当不容易进的了。为此，我父母提前一个星期把我从新华社皇亭子幼儿园接回了家，每天给我开“小灶”，恶补20以内的加减法之类。招生那天，父亲领着我去实验二小，恰巧在校门口遇到了幼儿园大班的小伙伴们由老师带队也来投考，让我意外惊喜。考试似乎并不难，只有口试，大都是问一些常识性的问题，父亲的精心准备全没用上。即便如此，不知何故，皇亭子幼儿园也只考上了恬恬、李周和我3人，大多数“抹泥之交”都名落孙山了。加上祖煌、晓安，新华社的孩子那一届考上实验二小的，不过5人。那时实验二小一个年级4个班，晓安在一班，恬恬、李周在三班，我和祖煌在四班。后来，丁丁、小川通过转学，也成了我们的同年同学。
记得小学开学第一天，是在八中读书的二哥启阳顺路送我去的学校。出新华社西门，沿着佟麟阁路走到手帕胡同的实验二小，大约10分钟左右。从那天放学起到小学毕业，我和祖煌等一起，在这条北京内城的老街上循环往复，一走就是6年。
晓安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从延安起就是老同事，资历、职务、级别差不多，但因为只有两个孩子，生活相对宽松一点。晓安小时候身体比较瘦弱，入学后是乘坐包月的“儿童车”往返。所谓“儿童车”，不过是扣了棚的人力三轮，里面挤着五六个孩子。要放在今天，这玩意肯定是城管查抄没收的对象，但用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充满稚气的目光看去，那无异于就是今天的奔驰、宝马了。
从延安到进城后的50年代初，新华社同其他中共机关单位一样，实行供给制。那时对第二代特别照顾，有了小孩后，从柴米油盐到棉花布匹红糖鸡蛋等等什么都发，品种多数量足，孩子用不完，父母跟着沾光，以至于有“一个孩子富农、两个孩子地主”之说。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不是特别想当“地主”，从延安到北京，一连生了5个孩子。结果孩子也足够多了，供给制也改为工薪制了，“地主”沦为“中农”。加上一大堆需要接济的穷亲戚，我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
晓安和我不仅同年，而且生日相差无几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小人书看得多了，心向往之，八九岁时的一个暑假，我俩决定效仿先贤，结为异姓兄弟，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。我痴长十几二十日，便做了晓安的大哥。古人“折箭为誓”，我们没有弓箭，便找了根树枝暂代。二人相约从兹仗剑天涯，生死相助，并且相约永远保守这一秘密，不告诉第三人。今天晓安已经先我而去，我这个不称职的“兄长”，就在此将这童年的秘密公之于众吧。
那时放学回家做完作业，我经常一步跨入晓安家，一起吹牛聊天，一起看小人书，一起和晓安的哥哥小明下象棋。如果能趁小明不备，齐心协力赢他一盘，就足够我们俩高兴一天的了。我妹妹燕妮上学后，也成了晓安家的常客。也许是有4个哥哥的缘故，燕妮从小风风火火，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。她领着一帮小姑娘，和性情温和的晓安很能玩在一起，我便逐渐“退居二线”了。记得晓安的父母也很喜欢燕妮的性格，还借用民间传说中的巾帼英雄、穆桂英家中烧火丫头的名字，给她起了个绰号“杨排风”。多年后，我们都已长大成人，种地、做工，又回到北京后，晓安的父母还曾问起“杨排风”的情况。
新华社大礼堂建于民国初年，为国会开会和办公的场所。大院门外沿着内城城墙根的东西向大街，因此被命名为国会街（即现在的宣武门西大街）。清末为筹备“立宪”，清政府借宣武门内象房桥法律学堂设资政院。民国后改资政院为国会众议院，并借其东邻财商学堂作为众议院办公之地。后民国政府在财商学堂址建造了众议院部分建筑，其中包括工字楼、仁义楼、礼智楼、圆楼及国会议场等。1923年，中国现代民主史上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，即发生于此。1949年“开国大典”前夕，新华社迁此，当时这里为北大四院所在地。新新的父亲蒋齐生、五零的父亲李慎之，都是当年提前入城挑选新社址的5人小组成员。
小时候每逢周末，大礼堂都会放映电影。一开始随便进，后来职工、家属日渐增多，便改为售票了。票价不高，五分、一角而已。于是，放电影之日，就是我们这帮男孩子的节日来临之时：虽然父母也给了钱，但我们都不买票，而是相约从三、四号楼或圆楼的暖气地下管道入口钻下去，沿着地沟爬到礼堂下面。等到灯光熄灭、电影开演的那一刻，发一声喊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，避开老关头等人的“追捕”，躲到礼堂某个角落里欣赏免费电影。多么紧张、多么刺激！玩得就是心跳！
其实我们最爱的“座席”，还是第一排前面、乐池周边的地上。大家挤在一起，抬头仰视近在咫尺、银光闪闪的硕大银幕，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。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，以革命、战争题材为多。一到正面英雄人物壮烈牺牲或者慷慨陈词、即将英勇就义的时刻，晓安一定是紧握双拳，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用国骂帮助银幕上的英雄对抗坏蛋，任由眼泪、鼻涕在脸上冲出四条胡同，任由旁边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孩子们耻笑。
俗话说“一岁看大，三岁看老”，真是一点不错。现在都届耳顺之年了，看看周围这些老“小伙伴”，脾气秉性一如当年，丝毫未变。晓安从小就胸无城府，宽厚随和，对任何人都坦诚相见，没有丝毫戒心。也许是身体原因，他多少有点多愁善感，好动感情，很容易掉眼泪，因此有时成为一些淘气包揶揄乃至恶搞的对象，动不动就哭上一鼻子。好在晓安总是很快大雨转晴，大家又和好如初，玩在一起了。
上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大院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见缝插针盖满了楼，前清、民国栽种的各种树木也还没有被砍伐殆尽。这些大树可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：春天，可以爬到口子楼前的老榆树上采榆钱，回家交给妈妈蒸榆钱窝窝；夏天，小食堂南面大桑树结的累累硕果，让我们一个个吃得满嘴满牙都是紫色；秋天，西门内小院里高大挺拔的银杏满树金碧辉煌，温暖着我们的身心；冬天，大礼堂东侧的松林里，是我们堆雪人、打雪仗的最佳场所。
院里其他好玩的地方还有许多：夏天的篮球场、冬天的滑冰场，是我们驰骋嬉戏的天地，许多父母因此都给孩子买了冰鞋。跑累了，可以在松林里的石桌石凳旁小憩，这里也是我们清晨吟颂圣人文章歌赋、傍晚聚会谈天说地的好去处。在邓岗叔叔的领导下，新华社食堂主副食品花样多、味道好，在北京各大机关中声誉卓著，许多家庭都不开伙，食堂便成了孩子们聚会的又一场所。至于每年春节在这里举办的游艺晚会，更是让我们雀跃不已的欢乐时光。想看书了，高大、宽敞、肃静的图书馆里，报纸杂志乃至古今中外图书所在多有。伴我一生的阅读习惯，就是在这里养成的。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，有一次我在书库中不经意间找到了一本《呐喊》，当时还不认识“呐”字，读为“内喊”，翻开目录一看，头一篇就是《狂人日记》。“狂人还能写日记？一定很好看。”于是我用父亲的借书证将书借回家，生吞活剥、似懂非懂地看了一遍。这大概是我接受鲁迅教诲的开始。
其实从晓安和我等上小学的时候起，中国已经不复平静了：从反右派到大跃进、反右倾，从三年大饥荒到“四清”乃至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。我们的父母都曾备受煎熬甚至迫害。但是，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，这些运动带给年幼无知我们的，只有热闹和好玩。君不见，反右派、反右倾时铺天盖地、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和漫画；君不见，大炼钢铁时工字楼西窗下土高炉夜以继日的冲天火光；君不见，大跃进“放卫星”时，大院里经常举办的诗歌会上，连小脚老大娘们也组织起合唱队大唱《社会主义好》，人到中年的丁丁妈妈擦上胭脂，穿上红裤红袄，在大礼堂前跑旱船，更是轰动一时；君不见，“除四害”时全北京放假3天轰麻雀，大院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：有用气枪打的，有用二踢脚蹦的，有敲锣敲盆的，还有竹竿上绑块红布，站在楼顶上摇旗呐喊的。唉，真真是过年也没有这么令人兴奋。
当然，热闹过后三年饥荒的感觉，就不那么好受了。记得当时吃了上顿盼下顿，哪顿也吃不饱。学校中也不再大跃进，改为提倡“劳逸结合”了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一天只上两节课，但无所不在的饥饿感如影随形，依然挥之不去。有一天，父亲下班时带回一块方寸大小，灰不拉几的东西，说这是新华社食堂制做的“人造肉”。当时我们已经三月不知肉味，闻之大喜，争着要吃。谁知“人造肉”入口后黏糊糊的，一股怪味，令人大失所望。
1963年上中学后，我和晓安不在同一所学校，我家又搬到了四号楼。课程渐紧，除了假期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便少得多了。但只要一见面，晓安仍然是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，兴高采烈地说东道西。
1966年十年浩劫肇始，晓安、我及其他发小的家，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从新华社大院扫地出门。我家至少被抄了3次，搬了5次，住进了冬天滴水成冰、夏天酷热难耐的马路工棚。我们这帮孩子，也大都在经历了红卫兵造反、大串联、军训等不同阶段后上山下乡，星云流散，天各一方了。
晓安的父亲“解放”得早，因此晓安插队时间不长就参军走了。记得有一次从北大荒回京探亲时，同是休探亲假的晓安到我家来玩，让我大吃一惊：原本面黄肌瘦的晓安已经在部队锻炼成长为一个肌肉发达的棒小伙，身着国防绿的军装，更觉英气逼人。当时知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当兵是向阳花，插队是迎春花（意思是还有招工机会），兵团是苦菜花（当时兵团不允许调出，更无招工机会）。”身为“苦菜花”的我，对“向阳花”的晓安，自然是羡慕不已。
“文革”后期，“四人帮”气焰熏天，人们无不侧目而视，重足而立，三缄其口，以避飞来横祸。但老朋友不在此例，只要有见面机会，大家总是十分开心，家事国事天下事神吹海聊，交换小道消息，痛骂江青之流。关心政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，一个个都以天下为己任，气吞山河如虎，万户侯何足道哉！得意之际，忽忘形骸。
三十而立，这期间我们都在拼搏、奋斗，又都有了家室之累，自然不能像儿时那样整天泡在一起了，况且我还长期在外地工作。19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，我在大连工作时，已经下海到深圳的晓安出差大连找我叙旧。当时系统内有一个几十人的专业会议正在大连召开，作为东道主，我安排与会人员到附近的一些旅游景点参观。晓安来得正好，我就一并招待了。从旅顺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会议在所住的海滨度假村会餐。给大家敬完酒后，我和晓安在一张小桌两旁对坐，就着大连的特产螃蟹、大虾，听着涛声，一边喝一边聊。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；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？”他乡遇故知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！
1990年代中期，我终于调回北京，和晓安见面的机会反而更少了。晓安很聪明，心气很高，但这时似乎变得有点消沉，甚至连新华社老小孩们的聚会也经常缺席。不知是不是因为事业或生活中遇到点坎坷，自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？其实，老朋友就是老朋友，不会是势利眼，更不会仅仅以成败论英雄。
我在山西工作时，省上曾有一位很有魄力、很能干的领导，后来因为政坛风云变幻被请入冷宫。虽然职务、级别都没有变动，但手中的权力却几乎被清零了。因为个人关系不错，对我们单位的工作也很帮忙，在他即将退居二线时，我们一起聚了聚。酒酣耳热之际，这位老兄感慨系之地说：“现在想想，官大官小都得退，钱多钱少都是花，干好干坏都是干。”言下颇有看破红尘之意。我以为，在当今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并不罕见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总之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无论命运如何，都要豁达、乐观。
在职的时候总是穷忙，长恨此身非我有。我常常遐想，等大家都退休、有了大把富裕时间之后，诸发小们就又可以经常一起聚、一起玩，再续青少年时的友谊了。现在这一愿望基本实现，可惜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天人相隔，与晓安只能在梦中相见了。